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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张君劢的老伴子女

周培公原名周昌,出身荆门,年少就成了孤儿,是康熙皇帝的亲信之一,他的重要谋臣之一。他早年入京谋官,在三藩之乱时劝降王辅臣,立下功绩而被重用,又在蒙古族首领噶尔丹时负责戍边。周培公官至参议道台、山东登莱道、盛京提督等,著有《介庵草》等作品,于公元1701年死于任上。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betway体育平台 1周培公
周培公幼年丧父,十岁时,李自成进攻荆郢间,其母孙夫人殉难而死,周培公落魄无依。成为州卒小吏,不久依附显赫者进入京城,担任内阁供奉。
劝降辅臣
康熙十三年腊月,吴三桂发动三藩之乱,策动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北方反叛呼应。在耿精忠、王辅臣先后发动叛变后,吴三桂曾试图应援、打通与耿、王的联络,使叛乱地区联成一片,迅速压缩对清军的包围圈。康熙帝看清了吴三桂的战略意图,派出署兵部事的东阁大学士黄锡衮。与周培公一道毫不迟缓地调遣大军,从江西、浙江、陕西、甘肃等地阻击吴军,围剿耿、王叛军。当时的西部战场—陕甘地区,为西北边防重地,又近京师;而对朝廷构成直接威胁的主要是王辅臣的叛军,因此,康熙帝把注意力集中放在西部战场,以恩威并用、剿抚结合的手段,力图尽快扑灭王辅臣的叛乱。
康熙十五年,康熙帝任命图海为大将军,统辖陕甘征讨大军。王辅臣拥兵自重,以骁勇善战闻名,清将都有点怕他,不敢轻易进兵,他也没把清兵放在眼里,对10万清军围困毫无惧色,目空一切。
图海一到平凉,诸将勇气顿增,纷纷请命攻城。周培公向图海上取平凉策,被召为幕僚,他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陕西关中地区是天下脊梁,吴三桂这次造反不及时从云南取道四川进取陕西,而盘踞在湘鄂之间与荆襄官兵对峙,实在太不会算计。现在,王辅臣起来造反,举足轻重,但他的反叛,是情势所逼和舍不得高官厚禄,这好比白内障患者渴望重见光明,又恰似半身不遂者企求站立行走。如果朝廷派个能说会道的人前去劝诫,王辅臣必然会悬崖勒马,投降朝廷。这样也就用不着兴师动众与他们硬碰硬了。图海闻周培公之言,正中下怀,可是眼前并无合适的人可派。
王辅臣手下参将黄九畴、布政使龚荣遇(周培公奶娘龚嬷嬷的儿子)与周培公均是同乡,曾屡劝王辅臣归降,王举棋不定。他们设法将内部情况写成文字,用蜡丸封闭,密送周培公。周培公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自告奋勇,主动请缨,愿冒死进城劝降,说:“如果前去说服了王辅臣,那是大学士的福份;如果遭到不测,自己则死而无怨。”
图海闻听此事后十分高兴,星夜赶写奏本送至京城。康熙皇帝当即传谕周昌进京,并亲自在乾清宫召见。听完周培公的设想后,康熙帝嘉封周培公为参议道台、衔一品,赐穿黄马褂,携带谕降诏书,前往平凉招抚。
图海命周培公携带康熙帝赦诏,再次进城抚慰。王辅臣派龚荣遇率士民代表出城,向图海献平凉名册,其子王吉贞及总兵等上缴吴三桂投递的函札及“平远大将军印”、“陕西东路总管将军印”各一颗,接受清廷招抚。
委以重任
平定王辅臣陕甘叛乱,不仅解除了朝廷的重大威胁,而且剪除了吴三桂在西北的羽翼。朝廷对参战的汉将分别论功行赏,委以重任,多方鼓励和奖赏,使他们忠心耿耿为朝廷效力。周培公对奖赏只有一个要求:母亲孙氏以父死殉节,望皇上能为母请旌。图海奏请康熙皇帝升任周培公为山东登莱道,并对周培公母亲孙氏予以嘉封。
康熙十五年,朝廷诰封其母孙氏为贞烈恭人,加赠夫人衔。其父封赠为朝烈大夫,加赠中奉大夫衔。康熙皇帝还亲自御笔为孙氏撰写祭文,规定了祭祀规格,命布政司堂上官分守武昌道参政吴毓珍办理。周培公在家守孝三年,后到山东任职,因与总兵官意见不合,难以继续共事,仅在任三年,便辞官回到荆门家乡。
死于任上
康熙二十九年,西北蒙古族首领噶尔丹率众反清。赋闲在家的周培公仍不时关注朝廷政事,希望复起,闻讯后连忙赶写平叛“条呈”送到京城,亦被康熙帝采纳,任命周培公为盛京提督,负责戍边。
康熙四十年,卒于任上。周培公和李光地betway体育平台 2周培公
周培公和李光地均为康熙臣下,他两都是康熙重要的谋士,历史上的周培公曾任参议道台等职,还曾劝降响应吴三桂反清复明口号的王辅臣;而李光地所属官职则比周培公高,曾任文渊阁大学士等,也曾在“三藩之乱”有突出贡献,也曾为收复台湾立功,深受康熙器重。周培公送康熙的地图
周培公临死前交给康熙的大清图,详细的描述了清朝国土及边疆地区所面对的或即将要面对的一些国土问题。正因为有了周培公的大清图,康熙才知道了葛尔丹觊觎清朝国土的野心,也就有了后来康熙三征葛尔丹,平定准噶尔叛乱;也知道了台湾虽然只是弹丸之地对清朝来说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国土,所以在施琅成功收复台湾后将其纳入福建省来管辖。但是,历史上的周培公绘制过清朝全图吗?
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模糊的。周培公有一定的才华,会写诗,而且还曾经广为流传过,但是并没有说过他会作画。所以只能猜测周培公交给康熙的大清图有可能是他在戍守边关时,依然心系朝廷安全,于是在做好职责之时,查阅了无数史料和西方书籍,并且根据当时清朝的国情,给康熙提的建议和对策。至于,周培公有没有绘制过清朝全图这个问题则是不能确定的。周培公作品
周培公一生写过不少诗,曾在当时广泛流传。周培公的著作,被收入《介庵草》。在其陕西军旅时写有:“老去辞家事远游,幽年何故久淹留,燕关秦塞长为客,露竹蝉风早报秋。半壁灯昏人破梦,一声鸡唱月当楼。此时离愁添多少,不见归鞍到郢州。”晚年,他写有一首诗寄朋友、兵部左侍郎张可前,诗云:“青山作障水环洲,遥念名园花事稠。别后孤舟对明月,归来卧病又新秋。门无剥啄皆因懒,邑有流亡徒抱愁。何会与君重会面,晚风同上仲宣楼。”历史评价betway体育平台 3康熙皇帝
《清史稿》:好奇计。 图海:为母舍身之孝,为国忘躯之忠。

张彦远字爱宾,生于山西临猗,是唐代著名画家、绘画理论家。他出身钟鸣鼎食的书香之家,高祖、曾祖、祖父都是宰相,家族人才辈出,他亦自幼受熏陶,在绘画、书画收藏鉴赏、书画理论等方面有突出成就。张彦远担任过舒州刺史、大理寺卿等职,代表作有《历代名画记》、《法书要录》、《论画六法》等,可惜无画作传世。betway体育平台,人物生平
张彦远出生世宦书香之家。高祖河东侯张嘉贞,开元年间官至中书令,生平喜收藏书画,善书法,尤长于大字。曾祖魏国公张延赏,大历年间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亦雅善书画,人称“妙合钟”,墨迹高古。其祖父高平县侯张弘靖,累官至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太子太师。善书法,“书体三变,为时所称。”亦喜藏书法名画,轴帙满架。自张彦远高祖至祖父,一门三代都官至宰相,故当时号“三相张氏”。其父张文规,官至殿中侍御史,“少耽墨妙,备尽楷模,彦远自幼及长,习熟知见”。张彦远初为左补阙,在大中初年,迁任尚书祠部员外郎,咸通三年,任舒州刺史,乾符初年,任大理卿。
张彦远出生在三代相门,钟鸣鼎食的宦族,其家又世代喜好和注意书法绘画的艺术实践和收藏鉴赏,拥有大量的古今字画佳作,几乎可以与皇室的收藏媲美。在这种家庭文化的氛围中,使张彦远在书法及绘画方面,尤其是在书画理论和书画史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可是,张彦远用力最勤,笃爱成癖的主要还是在书画收藏鉴赏及书画理论、书画史著述方面。他自云:“余自弱年鸠集遗失,鉴玩装理,昼夜精勤。每获一卷,遇一幅,必孜孜葺缀,竟日宝玩。可致者必货敝衣,减粝食。妻子僮仆切切嗤笑。……爱好愈笃,近于成癖。每清晨闲景,竹窗松轩,以千乘为轻,以一瓢为倦。身外之累,且无长物,唯书与画,犹未忘情。既颓然以忘言,又怡然以观阅。”这段自述真实地反映出张彦远对书画艺术热爱之深和在体验艺术的神奇境界时超然物外的胸怀。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历代名画记》是张彦远的代表作,中国第一部绘画通史著作。全书十卷,可分为对绘画历史发展的评述与绘画理论的阐述、有关鉴识收藏方面的叙述、370
余名画家传记三部分,具有当时绘画“百科全书”的性质,在中国绘画史学的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承先启后的里程碑的意义。
《历代名画记》是我国第一部绘画通史巨著,它总结了前人有关绘画史和绘画理论的研究成果,继承发展了史、论结合的优良传统,开创了绘画通史的科学体例,是我国绘画史和绘画理论方面的“百科全书”。
在《历代名画记》中,张彦远对绘画理论诸方面问题作了精详的阐述,时有发挥创见。如他明确提出和肯定的绘画的功用问题,他对谢赫的“六法论”详加阐述而又进一步发挥,他强调辩证地而不是割裂地谈“六法”,更多地要求重视形似之外的“气韵”。他提出了“自然”、“神”,“妙”、“能”、“谨细”这样5个标准,同时就画家的师承、修养诸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有关看法。人物评价
张彦远的美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绘画理论上。他把绘画艺术的存在看作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认为绘画是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指出绘画具有极大的社会教育功用和特殊的艺术审美功能,它可以“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因而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首次提出中国造型艺术的重要特点是“书画同体”。在中国美学史上最早对谢赫的“六法”进行了阐述和发挥,把形似和神似作为“气韵生动”的核心内容,强调通过象形来表现对象的骨气。崇尚自然美,以“自然”为艺术美的最高准则和理想。
总结张彦远的艺术观点主要有几项特征,他在肯定谢赫等人关于绘画具有道德的,政治的功能以外,更重视绘画本身的意义。张彦远强调绘画需要天才,反对呆板的死画,他强调绘画技巧的根本在于立意和用笔。他还强调绘画艺术的文化品味,特别看重画家的人格,他最早提出绘画是有教养、有学问、有独立人格的读书人的事业。张彦远在中国古代理论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历史性的,从他较早的研究分析美术作品来看,称他是中国最早的艺术理论家、批评家一点也不夸张。

宗炳字少文,出生河南镇平一个士族之家,居住在湖北江陵,是南朝宋时期的画家。宗炳的代表作为《画山水序》,该作品是我国山水画论的开端,在绘画理论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宗炳在书法、绘画、音乐方面都有所成就,因信仰佛教而曾参与“白莲社”,提出了“畅神”说。宗炳不爱做官,多次拒绝出仕,他纵情山水,漫游山川,于公元443年去世。人物生平
宗炳(公元375年一公元443年),字少文,南朝宋画家,南阳涅阳人。家居江陵,士族,东晋未至南朝宋元嘉(文帝刘义隆中,屡次征召作官,俱不就。
他游山玩水,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徜徉山水,饮溪栖谷30余年,可谓终老山林了。由于他经历过无数的美丽的山川景物,发掘出山水美的真谛,因而画山水时,能够“以形媚道”,畅其神韵。他除画山水,又善弹琴,还信佛教,在庐山参加慧远憎的“白莲社”,曾作《明佛论》。他漫游山川,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后以老病,才回到江陵。自称“澄怀观道,卧以游之”。著有《画山水序》,内中云:“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论述了远近
法中形体透视的基本原理和验证方法,比意大利画家勃吕奈莱斯克(Pmilippe
Brunlles
co,1377一1446年)创立的远近法的年代约早一千年。并主张“神畅”之说,强调山水画创作是画
家借助自然形象,以抒写意境的一个过程,使中国画“以形写神”的理论,又前进了一步。王微的山水画与宗炳相近,放情丘壑。亦有画论,意远迹高,与宗炳均为文人画之先驱。他提出
画画应“以神明降之”,并以整炼的语言说:“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均是讲画山水画不是自然主观的死板摹画,而是应抒写自己的感情,才具有生命力。根据文献记载,六朝山水画名作甚多,如顾恺之画过《雪霁望五老峰图》、《庐山图》、《山水》六幅,夏侯瞻画过《吴山图》,戴逵画过《剡山图卷》,徐麟画过《山水图》、宗炳画过《秋山图》,谢约画过《大山图》,陶宏景画过《山居图》,张僧繇画过《雪山红树图》等。就表现技巧看,都能很好处理空间结构,把纷繁复杂的自然景物。加以概括、提炼和集中;就创作思想上看,均能以主观思想感情对待自然景物,做到了比自然更真实,更完美,更集中。故宗炳在他的《山水画序》里说:“且夫昆仑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去之稍阔,则见其弥小。”并推论处理画面时,“今张绢素以远映,则昆仑之形,
可围于方寸之内,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远”。这时描写自然界的真实,提出了一个合理的处理方法。
宗炳一生好游观山水,不论远近,他都要前往登临,晚年因病居於江陵,不能再涉足山水,常常感叹不已。然而他将平生所游之地用他的画笔绘于室内的墙上,虽然足不出户,却也似置身于山水之间,时而抚琴弹奏一曲,兴趣盎然,不减当年。六十九岁时辞世。宗炳的故事
元兴元年,他由老家南阳涅阳(今河南省邓县的汉水流域),逃之千里入庐山,更是因为崇尚佛教、仰慕佛学大师慧远。那年,他27岁,慧远69岁。他拜慧远为师,参加“白莲社”,奉信佛教,向慧远学习佛、儒、老庄哲学及文学。这年七月二十八日,慧远率门徒123人,在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死后一同再投生于弥陀净土,宗炳便列其中。
上年末,在江陵的七州都督兼两州刺史桓玄帐下任职的陶渊明,回到庐山东南麓故里度岁。这年七月,他销假返回江陵。我想,正是这缘由,37岁的陶渊明与小他10岁、在庐山西麓东林寺里的宗炳没有交往。这次宗炳来庐山,成了生死记忆。“昔远和尚澄业庐山,余往憩五旬,高洁贞厉,理学精妙,固远流也。”他还说,慧远从“灵德自奇”的名僧道安为师,而后在庐山独树一帜了,“是以神明之化,邃于岩林。”他回忆了在庐山时,慧远屡次在那秀美的山水之中为他开课,大师的讲解像舒卷的行云那般流畅,却又很严谨庄重地引据佛经典籍:“骤与余言于岩树涧壑之间,暧然乎有自言表而肃人者。凡若斯论,亦和尚据经之旨云尔。”宗炳后人
儿子:宗说、宗昭、宗朔、宗绮。 宗说,宗炳次子,在南朝宋官至正员郎。
宗朔,宗炳之子,南朝宋官员,曾做过南谯王刘义宣的车骑参军。
宗昭,宗炳之子,官至郢州治中。
宗绮,宗炳之子,曾做江夏王刘义恭的司空主簿。人物评价
陈传席在《中国山水画史》中说:“宗炳这一篇《画山水序》方是中国最早、当然也是世界最早的山水画论。”
他把绘画美看作是高于自然美,强调了审美中的人的主观创造。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创新的见解。但是,自然美与艺术美也有许多不可比拟的因素。对于自然美,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素质的提高,也有不断深化的空间,也就是自然美的内涵是能够不断挖掘的。对此,宗炳却有认识上的局限性。
摒除一切杂念,独自欣赏山水画,使我仿佛置身于没有尘埃的寂静的山林。峰峦耸峙,云林繁密而深远,圣贤的思想辉映着古老的岁月。

张君劢原名嘉森,生于江苏嘉定,是我国著名政治家、哲学家,被誉为“玄学鬼”、“中华民国宪法之父”。他早年留学日本、德国,归国后推崇唯心主义哲学,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组织“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等。他的一生充满矛盾,既当过党魁又做过“战犯”,后来又以“第三势力”自居,不接受国共两党的示好,于1969年病逝旧金山。人物生平betway体育平台 4张君劢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时代之一。张君劢学贯中西,一生循着一个传统儒者的德性,主张以传统中华文明为根基,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力图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把中国建成一个与本民族传统相适配的民主宪政国家,并毕生为这一目标而奋斗。但随着国共内战日见分晓,张君劢意识到他无法选择在国共任一方的庇护下生活,只有飘零海外,彻底地转入儒学的探究,因而他迄今在两岸仍是一个陌生的存在。
必为人杰
1887年1月18日,张君劢出生于江苏嘉定县一个儒医兼商人的家庭。6岁私塾启蒙,从小读书用功,悟性过人,特用功于朱熹的《近思录》,这滋养了他温和虔敬的性情,也培育了他一生“尊德性”的信念。可能因为家道中落的原因,12岁时,张君劢奉母命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接受教育(当时风气未开,社会还以科举为正途,故一般家庭不会送孩子上这种学校)。
在广方言馆,每周4天上午读英文,张君劢的英文技能得到了很好的训练。他大量阅读了译书局翻译的书,对西方典籍的接触,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正是在这里,张君劢开始“知道世界上除了做八股文及我国固有的国粹外,还有若干学问”。与此同时,广方言馆也极其注重国学教育,每周其余3天上午则诵习国文,国文的主要训练是读“三通”,即研究传统中国制度之学不能绕开的《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教张君劢国文的袁观澜是一位博洽的学者,在他这里,张君劢对政治制度的终生关注得到启蒙。不仅如此,由于广方言馆还教授策论,也就是政论,张君劢后来擅长写政论文章,最早也是在这里发蒙的。课余时间,张君劢还花了大量精力阅读《资治通鉴》《日知录》和《曾文正公全集》,中国传统士人忧国忧民的道德观也浸润到了他的血液里。
在广方言馆,张君劢学业优异,在中西学方面都得到极好的训练。独具慧眼的袁观澜已经看到这个年轻人的广阔前途,他回忆说:“君劢天生奇质,博闻强记,我不病其易于冲动,且喜其必为我邑之人杰。”
留学日德
1902年,张君劢15岁,在宝山县乡试,应试策论,对此驾轻就熟的他轻松地就中了秀才。次年,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马良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当时刚从美国返回日本的梁启超不但将震旦学院的招生启事登在了他主持的《新民丛报》上,还特别在同期撰写《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文中有“中国之有学术自震旦学院始”。看到这篇文章的张君劢深受刺激,于是不惜重金进入了这个学院,修拉丁文。然而半年以后,因经济困难而辍学。1904年,17岁的张君劢考入南京高等学校,但学习不及一年,由于他在上海参加了当时抗议俄国非法侵占中国东北的义勇队,最终被勒令退学,而不得不由友人介绍赴湖南任教于中学。据说,他在湖南授课时,有次论及国际形势以及列强对华的侵略,语调激昂慷慨,竟使得学生当场号啕痛哭,甚至晕倒在地。可以想见,若不是张君劢爱国情绪的深沉激烈,断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1906年,上海宝山选派8人赴日本留学,张君劢和他的弟弟张公权(嘉璈为近代中国极为著名的金融家)双双入选。同年3月,还在蜜月期的张君劢告别新娘沈氏,启程东渡日本。这年秋天,他考入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只能资助张君劢学习理化,然而他却选择了他感兴趣的法律和政治学,于是半年以后,资助便终止,随后给他提供撰稿费的《新民丛报》停刊,张君劢被迫在清苦的环境下坚持学习。早稻田当时采用的是英文教材,因此张君劢见识了诸多英文政治和法学典籍。除此以外,张君劢的老师们经常提及在政治和哲学方面的德国学者及其著作。笔者臆测,德国艰难统一并迅速崛起的历史给德国学者积淀下的深沉情感在他们著作中留下的深刻烙印,一定给他这颗关心深重国难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之,张君劢从此下定了去德国留学的决心。
在日本,张君劢以立斋的笔名翻译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这是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穆勒的名著《代议制政府》的摘译。张君劢为它专门写了一段“小引”,并不时在文中添加按语,比较了中国的民族关系,反对革命派的“排满”,而主张民族宽容。从中可以看到的是,张君劢反对革命派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而主张改良立宪。需要指出的是,在穆勒的作品中,本来就强调政体必须和国民的性情相适宜,而这样一个政体最终必须靠它的国民,政府才能运转,而且其国民也愿意。因此,这不仅是如有的学者所说的,这个学说适合为当时中国的改良立宪派张本,而且也应该符合张君劢的一贯坚持。事实上,他以后的政治活动无论是斗争还是妥协,都围绕着相近的思路进行。所以,有学者指出:“就某个意义上来说,《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奠定了张君劢一生政治思想的一个里程碑。”这应是切当之判断。随后,他又撰写了《论今后民党之进行》一文,文中他主张提倡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使国民成为真正的公民;同时,他又强调领导人物的作用。他已经初步形成了精英人物奋斗于上,国民奋斗于下,双方和谐努力的政治理念。
1910年,张君劢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启程回国。不久,他参加了学部考试,取得殿试资格,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中国末代翰林。随后,他积极参加了梁启超阵营的政治活动,最终由于激烈攻击袁世凯听任外蒙古分裂的罪行,为暂避袁世凯的迫害,在梁启超的安排下,于1913年取道俄国赴德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
这是张君劢第一次赴德国留学。德国的大学充分尊重学生的自由,但这反而给当时德语还不熟练的张君劢出了一个难题,而且他当时志不在做学问。他自己曾确认过这一点,他说由于受清末民初知识界那种“求学问是为改良政治,是为救国,所以求学问不是以学问为终身之业,乃是所以达救国之目的”的风气影响,因此,他“在德国读书约有两三年,而自己无多大心得。……虽两三年中读书甚勤,但始终站在学问之外,学问与自己尚未打成一片。”
张君劢第一次留学德国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如火如荼地进行。他学问没有做成,但显示了做一个出色的政治观察家的潜质。自战争开始,张君劢一直留意时局,买了不少书籍,并结合报刊,研究战争的进展。他还在房间挂了一张大地图,在地图上标记战线,并预测战局的胜败。他是如此投入,以致他的房东误把他当成是来自日本的间谍。终于有一天他被房东大娘抓了个“现行”,直到到了警察局,误会才解开。张君劢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成是“启发吾人知识之最好教科书”,撰写了一系列时评刊发在国内的报刊上。他的结论是:只有教育、工业和科学技术都发达的国家,才能在近世战争中稳操胜算,打败敌人,否则就会像俄国那样被敌人打败。心系祖国的他,得悉国内袁世凯称帝的闹剧正在上演,他决然地放弃了学业,回国参加反袁斗争。在袁世凯死后,他和梁启超主导的“研究系”,积极鼓动北洋政府参加对德宣战,但最终沦为军阀斗争的牺牲品。在政治上失意的梁启超和张君劢以个人身份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出谋划策,这促成了张君劢二度留学德国。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惨重失败,极大地打击了张君劢,他认识到国际上只有强权,而没有公理,国家若本身软弱,所谓外交只是一句空话。这种打击坚定了他早已形成的要培养强健国民以壮大国力的认识。带着失望的情绪,他们一行继续欧洲的游历。对倭铿的拜访,改变了张君劢的人生轨迹,他最终决定留在德国拜倭铿为师。倭铿是现代德国著名的生命哲学家,他主张人的精神意志的重要意义,张君劢发现了他的学说中蕴藏着和孔子相合之处:“孔子之所谓诚,即奥氏所谓精神生活也;孔子之所谓以诚尽人性物性者,即奥氏所谓以精神生活贯彻心物二者也。奥氏之所谓克制奋斗,则又孔子克己复礼之说也。”两者之不同则是,孔子为“抽象之论”,奥氏“则有科学根据”。张君劢的这段比较极其重要,它应该最能反映他一生的思想坚持和政治追求:一方面,他相信科学的力量,希望自己的祖国能依靠科技强国;另一方面,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现实,使得他又质疑科学支配人的后果。他想要的是既要让科学造福于落后的祖国,中国又能坚守重视人际和谐的优良传统。这就是张君劢毕生奉行不懈的“德、智”并重的道路。
源于资本主义之贪婪而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社会主义思潮展示魅力提供了最现实的政治舞台。推崇魏玛宪法、一直试图以改良而不是革命把中国建成宪政国家的张君劢恰在此时与它相遇,因此,他试图通过国家社会主义拯救中国的思路就很自然地成型了,并从此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坚定支持者。
张君劢第二次留学德国,由于心系国家的政治命运,再次放弃了博士学位回到中国。这一次他无意间竟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文化争论。
玄学鬼
张君劢深刻地研究了《魏玛宪法》,对德国人民的服从和奋斗精神印象深刻,他把这归为德国能从一盘散沙很快完成统一,并实现宪政的主因。他由此想到了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徒有各种版本的宪法,却总是崇尚武力,而不能实现宪政的可悲现实,他认为问题出在中国人缺乏基本的政治品格。1921年10月,他写成《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一文,系统比较了中西政治的异同。他认为要拯救中国,必须以西方的“理性政治”取代中国的“武力政治”,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建立一个理想的政党,通过政党教育人民来达成他为中国找到的政治出路。他相信“理想的政党成,则理性政治之实现必矣”。思考至此,他认为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1922年1月,张君劢陪同来华讲学的哲学家杜里舒回到中国,不期,在实践政治之前,他先成了“玄学鬼”。
张君劢回国之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对“德二先生”的崇拜热情正高。1923年2月4日,陪同杜里舒北上天津和北京讲学的张君劢,应著名学者吴文藻之邀为即将出国留学的清华学校的学生做“人生观”的演讲。没想到这一次偶然的讲演,竟在当时的中国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张君劢演讲的题目出自倭铿的一本书《大思想家的人生观》,其主旨在于说明科学并非万能的,由于听讲人的特殊身份,所以他一开始就特别提醒他们不要以为天下的事都受科学因果律的支配,人们熟悉的人生观问题更是如此。他说:“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这一看法,客观地说,应该符合张君劢已经成型的思路,而且在今天看来,也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它恰冲撞了当时国内对“德、赛二先生”的崇拜,这篇演讲词刊登在了《清华周刊》的第272期上。
张君劢的好友丁文江这个著名的科学家率先发难,他读到该文后“勃然大怒”,先后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和《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激烈批评了玄学是“无赖鬼”,认为科学方法是万能的,科学若导致问题是出在政治家和教育家身上。他说是“玄学的鬼附在了张君劢身上”。张君劢由是获得了“玄学鬼”的称号。
由于张君劢对丁文江做了反击,并发展成“东方文化救世”的立场,于是这场笔战的范围大为扩展,当时众多精英人物都卷入到了这场论战中,这就是所谓的“科玄论战”或“人生观论战”。热衷以结果来论成败的学者通常愿意认为是“科学派”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随着辩论的深入,双方的观点都日益走入极端,因此,评价这场论战的胜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当时论战的各方谁也没有最终被说服来看,如何评价这场文化论争需要更复杂慎重的考虑。
也就在这一年,张君劢结识了冰心的好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毕业的福建才女王世瑛。张君劢对王世瑛一见钟情,并迅速展开追求。王世瑛对此有些犹豫,于是写信给远在美国的冰心,向她征求意见。冰心在《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一文中写道:十三年的春天,我在美国青山养病,忽然得到她的一封信,信末提到张君劢先生向她求婚,问我这结合可不可以考虑,文句虽然是轻描淡写,而语意是相当的恳切。我和君劢先生素不相识,而他的哲学和政治的文章,是早巳读过,世瑛既然问到我,这就表示她和她家庭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了,我即刻在床上回了一封信,竭力促成这件事,并请她告诉我以嘉礼的日期。
1925年张君劢与沈氏离婚后,正式迎娶王世瑛。冰心寄了一只镶有桔红色宝石的手镯做为贺礼。张君劢与王世瑛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生育了五个孩子。两人感情非常好。然而天意弄人,王世瑛于1945年在重庆因难产去世。张君劢为她写下了《亡室王夫人告窆述略》,余生都没有再娶。
宪法之父
“科玄论战”其实只是张君劢生涯中的一个插曲,如果说这对他有什么意义,充其量不过是把他的政治主张的思想基础予以宣示而已。他的志向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宪政国家。他要为中国制定出最好的宪法,然后在政治实践中去检证。
张君劢为中国制定宪法的经历从他1922年回国之初就开始了。自袁世凯败亡以后,中国军阀以抢夺中央政权为中心而使全国陷入混战的局面。当时国内知识阶层有鉴于这种危局,不少人主张通过变更国体,通过联省自治实行联邦制来挽救时局。在这个背景下,1922年5月7日,八团体国是会议在上海总商会开幕。张君劢作为小有名气的宪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应邀出席,并受国是会议的“国宪草议委员会”的委托,草拟成《国是会议宪法草案》两份,其中甲案代表张君劢本人的意见。在这个宪法草案中,张君劢实际上主张在中国实行结合单一制和联邦制的政治体制。这是因为若照搬美国的联邦制,则恰好为当时占地为王的军阀割据所用;若是实行单一制,则当时的乱局恰由以中央政权为依托的军阀坚持“武力统一”所造成。因此,综合中国的国情,他实际上主张在中国实行单一制,但以清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范围为前提,而整个宪政框架都以维护人民的自由权利为指归。
这次制宪是张君劢作为宪法专家在中国宪政史上初试莺啼。很显然,这部宪法虽然比较好地反映了张君劢的政治主张,但无法得到军阀们的尊重。张君劢一直试图以尊重国情为基础,以不从根本上违背他的宪政原则为前提而执行妥协路线。此后,他作为宪法专家不停地卷入当时中国宪法问题的争议中。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需要在这一主要敌人面前空前团结起来,国民党再坚持一党专政已举步维艰,张君劢的制宪才华在这时得到了全面体现。出于抗日大计,国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国民参政会,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召开,结果会议颠覆了蒋介石的预想,演变成一场要求结束党治、实施宪政的会议。随后,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虽然国民党万般阻挠,但随着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抗日局势的发展,中国政局也日渐发生变化。在抗日战争结束之时,在国内和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政府不得不勉强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此即旧政协。在国内和国际都要求民主、实现宪政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抛出尘封多年的“五五宪草”供代表们审议,结果张君劢提出了以五权宪法之名行英美宪政之实的宪法方案。张君劢批评“五五宪草”的国民大会制度是间接民权,不是直接民权。他主张直接起用公民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权利代替国大;以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而不对总统负责;限制总统权力,使之成为虚位元首。这一议案矛头明显对着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蒋介石,没想到国民政府负责宪法草案讨论的孙科,出于自己的政治私利竟然支持了张版提案,而由于蒋介石本人也一时疏忽,竟然成案!
蒋介石不能容忍这个旨在限制自己的宪法,他选择食言而肥,但在这样做的同时,也把自己独裁的嘴脸卖给了全国人民,在道义上他失去了合法性的依据。最后,虽然蒋介石违背了旧政协决议,修改了张版宪法,多数民主党派拒绝参加国民政府,修改后的宪法也被视为“伪宪法”,但为了欺诓人民,显示国民政府“多党民主”的形式,为了拉拢张君劢的国社党,蒋介石集团做了一定形式的妥协。
实际上,从学术的立场看,这个修订过的“宪法”在民国政治体制中形成了半总统制半内阁制的形式,在根本原则上并没有违背张君劢的宪政宗旨,该“宪法”的主体结构一直延续到蒋介石败退台湾一隅之后。
在这个意义上,张君劢是不折不扣的“中华民国宪法之父”。 党魁与战犯
张君劢关注中国宪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理性的政党以教化人民,从而能真正确保中国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
张君劢一贯反对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中国,因此早在北伐战争之时,他就是国民党的批评者。经过对国民党的观察,他预测在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无非选择三条路:一是召集国民会议;二是实行一党专制;三是内部分裂,造成全国混乱。他认为第一种选择在当时国民的民主素质欠缺的情况下,只能重演政治操纵的故事。换言之,也就是说国民党只会走后两条路,而这将阻断中国的民主进程。从这个判断出发,他坚决地批评国民党也就可以想见。可悲的是,国民党竟然没有跳出张君劢给它划出的政治路向,1927国民政府成立后,随后就是全力清洗中国共产党,并同时引发了大规模的内部分裂,严格地说,一直到败退台湾为止,国民党面临的这两个政治困境始终未曾逃脱。
由于批评国民党,张君劢创办的政治大学为国民政府接收。随后他创办杂志,以政论的方式继续批评各革命的政党,尤其是当权的国民党。他创办了《新路》,坚决地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批评国民党以民智未达为借口,始终拒绝实行宪政的卑劣行径。由于言辞激烈,很快地在1928年《新路》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在国民党的压制下,1929年张君劢曾一度第三次短暂赴德国任教,但很快又回到国内。
再次回国,国内外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者明目张胆地蚕食中国东北,而国民党当政的政府竟然仿佛视而不见,这极大地刺激了爱国的张君劢。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抗争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他秘密成立了中国国家社会党,并于1934年7月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张氏担任党魁,此后也一直是该党的精神领袖,张君劢终于走向了他久已成型的成立“理性政党”以教化国民的政治实践之路。国社党成立以后,以张君劢一贯的政治主张为指导,采取了多面出击的路线。
随着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张君劢指出,要救中国,最终必须靠中国的“民族自信力”。他出版了《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把唤起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立国的基本原则;1936年8月又出版了《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通过全面比较东西文明以及中国古今文明的分期之后,他再度强调了民族自信力对国家的重要性,而民族自信力的来源则是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我们要通过继承的创新唤起“民族的自觉”,这样中国就有希望。可以说,在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张君劢作为党魁和学者,为抗日事业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七七事变”以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社党也从秘密转向公开。此后,张君劢就名正言顺地以知名学者和党魁的双重身份从事政治活动。1938年年底,他在国家社会党的机关刊物《再生》重庆版创刊号上发表了一封致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公开信,公然反对毛泽东不久前提出的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既统一、又独立的独立自主原则,认为共产党“自有军队,自有特区,自标马克思主义”,这有碍于在国民党蒋介石领导下举国的真诚团结,共同抗战。因此他要求共产党将“八路军之训练任务与指挥权”完全交给蒋介石,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张氏的公开信发表后,当时正想方设法吃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如获至宝,“利用他这篇文章到处翻印散发”,产生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共产党方面的驳斥和批判。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日趋反动,在加强其一党独裁统治的同时,又采取各种手段打击迫害包括张君劢在内的各中间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张于是逐渐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态度。用董必武的话说:“他现在不但不反对我们扩充军队成立边区,他还怕军队的力量不够强大和边区遭受袭击呢!张已认我党为在中国实现民主中一支必要的友军。”在1940年和1944年的两次宪政运动中,他都能和共产党人密切合作。作为民盟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抗战胜利前后的一段时期内,他基本上也能遵守民盟的政治立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支持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所以,1946年初他60岁生日时,周恩来亲自给他送了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
张君劢一直坚持反对以战争的方式解决中国内部问题。在蒋介石公然撕毁旧政协决议以后,由于蒋介石采纳的宪法提案没有根本违背张氏的宪法版本,再加上他要安置其部下,因此他率领民社党(此时国社党和民主宪政党已合并,改名为民主社会党)参加了当时的国民政府。这一天真的举措彻底葬送了他和中国共产党及民盟的友谊,连他的挚友张东荪都和他划地绝交。但此后不久,蒋介石又悍然发动了内战,张君劢本人也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彻底绝望。随着战事日趋明朗,张君劢认为他“再造中国”的理想大势已去,他眷恋的祖国已经没有了他容身的地方。就在他离开大陆前夕,他在中国共产党开列的首批43名战犯名单上,赫然位居第43名!
海外归心
1949年3月25日,张君劢移居澳门,期间李宗仁曾邀请他出任行政院长,被他辞谢不就。同年11月5日,应印度教育部的邀请,他赴印度讲学。周恩来曾经派张经武赴印度约见他,邀请他回国。1952年他转赴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祖国的土地。
离开政治、飘零海外的张君劢,选择了以挖掘中国传统学术来表现他对中国的热爱。他仍然坚持相信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建立一个立基于民主宪政原则的新中国”。而要做到这点,就要清理中国的文化遗产,以利于培育适于中国式宪政的国民。为此,他转向了儒学的研究。最终,他写下著名的《新儒家思想史》,成为当代新儒家当仁不让的开山之人。1958年,他又和唐君毅、牟宗三等联名发表了《中国文化与世界》的长篇宣言,宣告了儒学在经过五四以来的诋毁以后“再度活跃于现代中国的思想舞台;同时,它也反映了现代新儒学力图走向世界的努力和雄心。”
张君劢对气节和尊严身体力行。在飘零海外的近20年间,由于没有固定的工作,生活一直非常清苦,但他坚持拒绝国民党当局的资助。1961年,台湾“教育局”听说他要去德国讲学,便给他汇去一笔非常可观的美金做路费。不料,几天以后,这笔钱被如数寄返。自1949年离开大陆,一直到1969年去世,张君劢自始至终没有接受过国民党当局的一文钱。
1969年2月23日下午6时40分,这位曾放言“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的笃行儒者因操劳过度,在旧金山的一所疗养院去世,享年82岁。张君劢的夫人子女betway体育平台 5张君劢夫妇
1906年,张君劢19岁时,在家乡嘉定与沈氏结婚,这是他的第一次婚姻。但婚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出洋赴日本求学去了。此后,他为了求学和国事,经年在外。本来,他就是遵父母之命与沈氏结婚的,夫妇之间缺少共同语言和兴趣,没有多少感情可言,加上又殊少相处,常年不在一起生活,其婚姻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名义而已。
1925年,在张君劢与原配夫人沈氏正式离婚后,王世瑛接受了张君劢的求婚,婚礼在福州举行。这年张君劢39岁,新娘王世瑛26岁。
王世瑛不仅是“贤妻”,也是“良母”,她一共给张君劢生了5个孩子。张君劢和梁启超
1906年,张君劢东渡扶桑,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习法律与政治学。留学期间,结识了具有师友关系的梁启超,并参与发起梁启超主持的“政闻社”。
1910年,张君劢于早稻田大学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回国应试于学部,取得殿试资格,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为暂避袁世凯的迫害,在梁启超的安排下,张君劢于1913年取道俄国赴德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
1918年,张君劢等6人随梁启超去欧洲考察,之后留在德国师从倭铿学习哲学。就学术一方面而言,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后来《文化宣言》的发起人,与丁文江、陈独秀和胡适打过笔墨官司,并先后有《人生观》、《民族复兴之学术基捶、《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论》、《中国专制君主制之评议》、《主国之道》、《明日之中国文化》、《新儒家思想史》等论著发表和出版,被公认是现代新儒家的重镇。从政治一方面看,他早年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是政闻社的骨干人物,自30年代起,又先后组建过或参与组建过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参加过两次民主宪政运动,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并起草过《中华民国宪法》。张君劢为何受到国共两党的欢迎
张君劢作为抗战时的第三种力量,是举足轻重的。他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积极从事革命运动。“这一时期他起的进步作用是主要的”。
张君劢一生不置产业,又无积蓄,流亡美国后,生活十分清苦,只靠每月百把块钱美金的养老费和一点稿费生活,“身上常常一文不名”。台湾国民党当局想拉他,曾给他多次经济资助,他拒绝。1961年,他要到德国去讲学,台湾教育当局给他汇去一笔数目可观的美金,算是雪中送炭,本以为他会笑纳,没想到仍被如数退回。直到1969年去世,他没有接受过台湾国民党的一分钱。
共产党也没有忘记他。50年代初,张君劢的老友、爱国人士陈叔通受中共委托,曾致函于他,诚邀他回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被张拒绝。周恩来也曾派出访印度的张经武欲见张君劢。但张托人告知,“自己住在英帝国主义的宅中,不必麻烦”,而拒之。显然,他看重的还是自己所坚守的中立的政治立场。人物评价betway体育平台 6张君劢
张君劢一生充满着矛盾。他既被国民党绑架过和软禁过两年,其著作多次遭到国民党的查禁,又是蒋介石的座上客,支持过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他既与共产党有过很不错的关系,59岁生日时周恩来还送过他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又与共产党人势不两立,1949年被毛泽东宣布为“战犯”而遭通缉。
就学术一方面而言,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后来《文化宣言》的发起人,与丁文江、陈独秀和胡适打过笔墨官司,并先后有《人生观》《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论》《中国专制君主制之评议》《主国之道》《明日之中国文化》《新儒家思想史》等论著发表和出版,被公认是现代新儒家的重镇。他既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长期担任民盟中央常委,又违背民主同盟的政治原则,率民社党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大和政府,被民主同盟令其退盟。
他既热情地宣传介绍过十月革命,又对十月革命进行过肆意攻击,一生以反对中国走俄国人的道路为鹄的。
他提倡过妇女解放,抨击过封建大家庭对妇女的压迫,然而1922年他却顽固地不许他妹妹张幼仪在与徐志摩离婚后改嫁,而他自己则毫不犹豫地与一字不识的发妻离了婚,重新娶了一位知识女性……
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但他在政治与学术这两个领域里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反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却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并于1949年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不满于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却依然如故,而且是变本加厉;他反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却成了新中国的指导思想;他提倡复兴儒学,直到他1969年逝世……他的主张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
张君劢虽然不是一个成功者,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不重要。实际上,在这两个领域里的许多方面,他都产生过有形或无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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